我生在北京，长在北京，虽几经迁徙，但始终生活在城南一带。四十余年，岁月如梭，曾结识或相处过的街坊四邻可谓多矣。随着时光的流逝，许多人都已渐渐淡忘了，但有一位可钦可敬的老人———金大爷，却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，令我永远怀念。
20多年前我和金大爷是邻居。金大爷早年以蹬三轮车等苦力活维持生计，到后来年老力衰，腰弯背驼，腿脚也不灵便了，不单干不了重活，就连走道也得一手扶墙，一手拄着根拐棍儿，出了院门还得仗着一辆手摇三轮车代步。
金大爷一生没结婚，膝下自然也没儿女照顾他。虽然已经是风烛残年，又是这么个身子骨儿，他却是天生的一副热心肠。街坊邻居谁家有个难处，他总要抻把手儿。大杂院里十几户人家大都是双职工，大白天的几乎家家都锁着门，于是，传电话、接电报、送信、订煤、订报、买白菜……这些事都归了金大爷。老爷子腰里总别着一嘟噜钥匙，那是全院各家的拜托。
金大爷晚年就指着十几块钱退休费生活，日子过得多难就甭提了，逢年过节也舍不得大鱼大肉的，他没那么多钱，平日里粗茶淡饭，省吃俭用，唯一的嗜好就是抽口次烟叶。照他的话说，是“凑合着活着”———这话他可是乐着说的。饱经风霜的老人没什么想不开的。
为了生活，金大爷不得不干点儿力所能及的活———捡破烂儿。地点是附近的几个垃圾站。忙乎完了，他把身前身后拍打得干干净净再回家，他讲话：“咱别叫人瞧着腻味。”那年月，我和妻子一月工资归了包堆才70多块钱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，妻子坐月子的时候就更难了。金大爷眼瞅着我们家老吃“堆儿菜”，有天晚上就送来了2斤鸡蛋。我说：“大爷，这我可不能要，您……忒不容易啊。”他把眼一瞪：“少废话！嫌少哇？以后有什么难处就痛痛快快言语，我还有个十块二十块的。接着！”话音未落，网兜儿已然挎在我胳膊上了。
金大爷心眼儿好，大家伙儿也自然报他一个热心肠儿。老人的床单、被褥一脏了就有人来抢着洗，逢年过节，谁也不肯让他在那8平方米的黑屋里闷坐着。地震那年，住平房的哪家不担惊受怕？院里搭起了集体防震棚，几个小伙子就把老人头一个背了进去。金大爷常念叨，别瞧我没亲戚，可赶上好邻居了。
百十口人的大杂院，邻里之间也好，各家各户也罢，因为一点小事闹出些纠纷或怨艾总是少不了的，可这时候只要有金大爷往眼前一站，几句话就能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连居委会的老大妈们都说，这院儿没谁都行，就别缺了金大爷。
记得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我下班一进家，妻子就跟我说：“金大爷住院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，咱院好多人都去了。”一听这话，我心里一惊，蹬上车就奔医院去了。
金大爷躺在急诊室里，两眼紧闭，已然不省人事了。大夫说他得的是脑溢血，恐怕没希望了。那天邻居们轮流看护了他一宿，因为我家里有小孩，他们就劝我早点儿回家了。
第二天清早，邻居们带回了不幸的消息：金大爷凌晨4点多钟去世了。噩耗传开，全院都笼罩在悲痛的气氛之中，有几个小孩都哭出了声。中午，金大爷屋前那辆破旧的手摇车上，已然摆满了洁白的纸花。那时候还没有电视机，可一连好几天，家家都没开收音机。
又一天下午，我下了早班刚进院门，就看见一个身材矮壮的女人，正指挥着几个青年男女拾掇着金大爷的东西往几辆三轮车上装。我挺纳闷地问街坊：“那女的是谁呀？”街坊说：“听说是金大爷的亲妹妹。”“可从来没见她来过呀！”
经过一通折腾，金大爷的小屋给搬空了。病危前几天他用煤沫子摊的一些煤饼也被装上了车。金大爷的妹妹临走时又仔细巡视了一遍，最后，把房梁上挂着的那盏15瓦的旧灯泡摘下来，又把墙上的几个锈图钉起下来，全拿走了。全院的老老少少目睹了这一切，但谁也说不出一句话。
金大爷走了。临走时，是全院人送他上的路。其实，他是有亲人的。
